台湾为什么突然封禁小红书？300万用户瞬间断联，真实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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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背景
2025年12月4日，台湾内政部警政署宣布，即日起对小红书APP发布“互联网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命令”，暂定为期一年。台湾政府封禁小红书的理由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网络诈骗风险、信息安全隐患和不配合执法。
起初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处于政治动机的封禁，但细细研读才了解其中的深层次原因。
二、封禁小红书具体原因
台湾方面给出三个封禁小红书具体原因：
1、网络诈骗
台湾方面称小红书已成为 “网络购物诈骗高风险区域” 。从 2024 年起，涉及 1706 起诈骗案件，造成台湾民众损失约新台币 2.5 亿元。平台上诈骗多以假美妆、旅游商品广告形式出现。
以上数据来自内政部警政署，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点击查看原文： 內政部守護民眾資訊安全 對涉詐高風險APP發布暫行措施。
要知道小红书在台湾本地的用户量虽然已达 300万人（台湾数据），但相比之下，Facebook 使用人数肯定比小红书更多，而且Facebook 在台湾的诈骗占比超 70% ！
2、信息安全
在台湾资安检测中，对小红书进行的 15 项指标全数不合格。平台会收集敏感信息（如位置、生物识别、通讯录、财务数据），并可能传回中国大陆服务器。中国政府可依法要求企业提供用户数据，威胁台湾用户隐私。
台湾数位发展部（类似大陆数字工信部）2022年起将小红书列为 “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 ；今年7月，内政部要求公职人员卸载类似中国 APP。
3、不配合执法
台湾声称多次透过海基会发函，要求小红书在台设法律代表人、配合追查诈骗，但对方“已读不回”。形成“法律真空”，无法调取用户数据。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表示，其他平台如Meta、LINE、Google均已落地台湾，便于管理。
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强调，此举针对“诈骗泛滥”，并非政治因素。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澄清：“不是针对两岸，而是打击假信息和诈骗。” 行政院长卓荣泰补充，若小红书一年内未改善，可能进一步“断掉”访问。
三、为什么小红书没有在台设法律代表人
对于上述原因，我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小红书没有在台设法律代表人，如果设置了代表人，是不是就不会被禁了。虽然也可能未必，以下是我从网络上查得的相关小红书没有在台设法律代表人的可能原因。
1、商业与法律门槛高
小红书需在台注册公司、聘请本地律师、遵守台湾《个人资料保护法》及资安规范（如15项检测全不合格，包括过度收集位置/通讯录/生物识别数据，并回传中国服务器）。这涉及高额成本、数据本地化存储，以及接受台湾法院管辖。
小红书视台湾为“小市场”（用户仅300万，远低于大陆），不愿投入资源“落地”。一旦设代表，就须对诈骗案件负责（如下架广告、提供IP追踪），可能影响全球运营模式。专家指出，这对大陆企业是“层层审核”的政治敏感门槛。
2、政治与两岸敏感性
作为中国企业，小红书可能受大陆政府影响，避免“承认台湾主权”。设代表人相当于“承认台湾司法管辖”，可能被北京视为“台独”让步，或引发大陆网信办审查。
封禁事件中，大陆国台办称台湾“害怕民众了解大陆真实情况”，暗示小红书被用作“统战工具”。X平台讨论也指，这是“防止思想潜移默化”的政治开刀，未来或扩展至B站、抖音。
3、不回应政府要求
台湾政府从 2024 年起多次发函，要求设代表人、提交防诈计划，但小红书无回应。相比之下，TikTok 国际版虽涉诈，但已设代表并配合调查。
形成“无法可管”局面：诈骗损失达2.48亿新台币（1706起案件），但无法罚款或追责。内政部长刘世芳称，“视政府条例于无物，不值得支持”。
四、事件后续
小红书回应：截至2025年12月8日，小红书官方未公开表态，仅在大陆平台低调互动（如“两岸一家人”）。若一年内设代表、改善资安，可申请解禁；否则，可能永久封锁或扩展至微信/微博。
五、个人观点
我始终认为，打击诈骗的真正目的是“降低实际被害”，而不是单纯“找到一个可以处罚的对象”。
Facebook 在台湾的诈骗案件占比常年超过 70%，2024 年光是前 9 个月就超过 5 万件诈骗广告，涉案金额远超百亿新台币。但因为它在台设有法律代表人，能被罚款、能配合下架、能提供部分数据，所以至今未被封锁。
小红书过去两年虽有 1706 起诈骗案件、损失约 2.5 亿新台币（平均每案约 14.6 万，远低于 FB 平均单案金额），却因为没有在台设立代表人，直接被全面封锁一年。这种“有代表人就能继续营运，没代表人就直接断网”的逻辑，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
我们到底是在惩罚诈骗行为本身，还是在惩罚“不听话的平台”？
更令人在意的是，官方公布的“1706 起、2.5 亿”至今没有进一步明细（例如：是购物诈骗还是投资诈骗？是境内诈骗集团还是跨境？广告投放还是私讯诱导？），外界很难判断实际危害程度与必要性。
透明度不足，难免让人觉得选择性执法的嫌疑挥之不去。如果单纯从“保护民众”的角度出发，理应优先处理受害人数与金额都高出数倍的平台；若真要拿“没设代表人”开刀，至少也该把所有没落地的大型境外平台一视同仁，而不是只对特定国家背景的平台动刀。
当治理手段与实际危害程度出现明显落差时，政治动机怀疑的声音自然不会停。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对比例原则与资讯透明的合理要求。简言之：
反诈是真的，但选择性反诈，让人难以信服。
